中国历来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强调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应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很多人可能认为，其他国家也会存在类似的概念。其实不然。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怎么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不特别强调金融要和实体经济保持紧密关系。因此，有必要多维度进行一些国际比较，厘清一些初步的概念。第一，从国别的维度看，各国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密切程度用“0-1”的区间衡量的话，中国强调金融要和实体经济保持紧密联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可视作偏近“1”这一侧。我们也看到，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基本不提这种联系，认为金融是金融，可以独立运行。很多发达国家都持有类似的看法，特别是美国的华尔街，金融业比较发达，所以更强调金融自身的特性。这

我与孔宪铎教授相识已有5年，他的《我的科大十年》我已读过多遍。大约在2002年夏天，他托丁学良教授转给我这本书，我一口气读完，掩卷而思，感慨万千，书中所描述的他们在创办香港科技大学过程中的许多做法，引起我强烈的共鸣。自1999年起我们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所做的事情，与他们在科大所做的事情有诸多相似之处，令我倍受鼓舞。特别是孔先生书中多次讲到的“招聘最好的教员，并使他们快乐”，正是我们在光华管理学院一直努力的目标。2003年夏天，面对一些人对北大教改的诸多不理解甚至反对的声音，重读这本书总是给我力量，使我更加坚信北大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当时，“以人为本”这句话被一些人用来当作反对改革的口号，也误导了一些读者，我让北大新闻网的负责人把书中第三章“以人为本”一节放

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一步一步演化而成的。　　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是瑞典国家银行（1668年）和英格兰银行（1694年），二者最初的功能和现在不同：瑞典国家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发钞，英格兰央行的主要功能是帮助筹集资金、购买国债。　　英国大宪章限制了国王征税的能力，在由于战争等原因需要用钱的时候，英国只能通过发债筹集资金。也有人认为，这就是英国金融发展壮大而其他皇权强势的国家的金融体系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　　如今我们讲的中央银行体系及其发挥的主要功能，事实上是从美联储开始的。　　美国历史上曾经几次尝试建立中央银行，但都没有成功，第一国民银行、第二国民银行都没有持续下去。美联储建立的重要背景是1907年经济危机。大危机发生后，由于没有办法完全应对自由市场的情况，J.P

很高兴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与中外同事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流看法。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去年以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迈出更大步伐，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的进步。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保持第三位，与第二位的评分已非常接近。“十四五”时期，金融管理部门将和上海市及国内外金融机构一道，同心协力，开拓创新，共同推动上海金融业实现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2020年以来，为应对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发达国家纷纷推出超级经济刺激计划。在财政猛烈扩张的同时，货币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宽松程度。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张将近一倍，欧央行扩张一多半，日本银行扩张超过四分之一。这些超常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鲜明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深刻指明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前进方向。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篇章。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我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加全面、更高水平履行党中央赋予我院职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环节。新时代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就加强基础理论

北京是中国首都，也是一座总人口超过2300万的特大城市。世界上看，从伦敦、巴黎、东京、莫斯科、罗马到墨西哥城，首都皆大城。首尔集聚韩国总人口40%，赫尔辛基集聚芬兰总人口50%，那是比较夸张。但首都一般是所在国首位度最高的城市，则是常态。美国似乎例外，不过近年几次去到华盛顿特区，发现那里集结的科创公司和科创金融人才越来越多，由此带动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似乎也正向一个综合性都市的方向发展。柏林不足为凭，是因为二战把这个德国“脑袋”给切掉了的缘故。两德合并以来，柏林重建突飞猛进，可能过不了多久，还是欧洲第一强国的一个大都城。为什么首都通常都是大城市？我的猜测，凡政治中心都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所以总有大量非市场机会和市场机会在首都溢出。1978年我刚到北京读大学，朋友带我上

一、创新的不确定性有四大特点多变的2020年，每个人眼中的“不确定性”都变得格外明显。然而在关于“创新”的众多领域里，不确定性却一直是个主流词，并且种类繁多。对于创新的不确定性，张维迎教授总结为四点，即：技术可行性的不确定性，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性，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体制、文化和政策的不确定性。诸多“创新技术”的提出，都表现出了其可行性不确定的特性。比如：19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家菲尔德提出要在大西洋海底铺设电缆。但当时，人们对大西洋的深度，海水的压力以及电缆绝缘体的质量，均是一无所知。因此，电信号到底能不能通过电缆传递到大西洋的另一岸，这在当时是一个技术上的不确定性。100多年前，莱特兄弟提出来要造飞机，但比空气重的东西能不能漂流在空气之上，这在当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鲜明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深刻指明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前进方向。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篇章。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我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更加全面、更高水平履行党中央赋予我院职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环节。新时代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就加强基础理论